南京网友问：胡焕庸线两边人口差距大的原因（民国地理学人胡焕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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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地理学界的执牛耳者

作为民国地理学的代表人物，胡焕庸1901年生于江南宜兴的一个乡村寒素之家，自幼丧父，与母相依为命。少年苦读，1919年考入免学费的南京高等师范，随竺可桢专攻地理和气候。胡焕庸字肖堂，即有“肖人之堂以为堂”之意，他得以窥竺氏学问的堂奥，成为其高足，一生执弟子礼甚恭。据说后来竺可桢每到南京或重庆的胡家探访或小叙，胡焕庸都极重师生礼仪，竺正襟危坐，胡垂手恭立。

在南京高师求学期间，与胡焕庸同门者还有张其昀。张出身浙江鄞县望族，和胡焕庸同岁同学，但与胡专攻地理不同，张其昀兼顾历史与地理，将南高柳诒徵的史学与竺可桢的地学融为一炉。南高率先参照西方地理学发展“新地理学”（New Geography），铸就人文地理学重镇。作为南高史地学派的两员大将，张与胡二人一并成为民国地理学第二代学者的翘楚。

1923年胡焕庸毕业，先到扬州中学执教两年半。1926至1928年，胡焕庸到法国进修，深受法国人文地理学的影响，并以此为范式，专注中国人口地理和农业地理，开风气之先。1935年胡焕庸在《地理学报》发表《中国人口之分布》，划出一条从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的人口地理分界线，将全国分为东南与西北两部，世人称之为 “胡焕庸线” ，是为二十世纪中国地理学的代表成果之一。

1930年2月，中央大学地理系独立成系，胡焕庸作为系主任，与张其昀以及留美学者黄国璋构成地理系的三驾马车，建立齐整的学科体系，培养民国第三代地理人才，例如徐近之、李旭旦和任美锷等。其中，胡焕庸最器重李旭旦，将其视为传人有意栽培。胡焕庸的弟子不辱师命，例如民国中英庚款地理留学生有一半出自胡焕庸门下，门生徐近之有诗云：“春风桃李争辉甚，留学生徒岁有添。” 这些门生先后在英国深造，归来成为民国第三代地理学人的代表，由此更奠定胡焕庸的地位。

胡焕庸

1941年中央大学设立地理学研究部，胡焕庸任主任，先后培养地理学硕士十余人，著名的如吴传钧，1941年中央大学地理系毕业入新成立的地理学部，1943年获硕士学位，是中央大学培养的第一位地理学硕士，1948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学博士，归来成为民国地理学第四代学者的中坚力量。

在民国地理学界，胡焕庸执牛耳，但并非一家独尊。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肇始以1909年张相文在天津成立中国地学会为标志，1910年中国地学会移于北京，北京成为中国地理学的中心。1934年，胡焕庸与翁文灏、竺可桢、张其昀等在首都南京成立中国地理学会，总部设在中央大学地理系，民国地理学的南北对立由此开始制度化，其中以“南胡北黄”为代表。

黄国璋（1896-1966），字海平，湖南湘乡人，美国芝加哥大学地理系硕士，1928年被竺可桢聘为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但黄国璋并非南高嫡系，而且师承美国地理学，不同于胡焕庸的法国地理学范式，因此时有边缘化的感觉。1936年黄国璋北上，执掌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整合中国地学会，与胡焕庸领导的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对峙，形成民国地理学“南胡北黄”的格局，双方相互争锋，门户渐深。

抗战时期，胡焕庸所在的中央大学同样是暗潮涌动，卷入CC系（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与朱家骅的派系之争。抗战期间，朱与陈二人因轮流掌管国民党组织部和教育部，用人行事相互排斥，势同水火。虽然朱家骅在国民党组织系统中的势力不如陈立夫，但在他曾任中山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教育部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在教育界根基和人脉甚深。1938年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在教育界扩充势力，与朱家骅的势力产生冲突。作为反击，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开始在高校发展党组织，捍卫自己的地盘。

朱家骅地学出身，以政治扶植民国地理学，国民党党员胡焕庸被朱家骅推选为中央大学区党部书记。但是陈立夫作为教育部长直辖中央大学，胡焕庸作为中大名教授又被聘为教育部首批三十位“部聘教授”，而且胡焕庸还与陈氏的臂膀叶秀峰相熟，并通过叶为中国地理学会申请经费，因此胡焕庸仅一年就辞去中央大学党部书记一职，自然被朱家骅视为CC派中人，朱氏因此在地理学界培养抗衡胡焕庸及中央大学地理系的机构和人物。他在陪都重庆创建第一个国家级的地理专业研究机构——中国地理研究所，由黄国璋出任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与同城的胡焕庸一较高下。同时，朱家骅邀请旧识顾颉刚在中央大学兼职，制衡胡焕庸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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