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抗日战争期间汉奸的种类：多为亡国论者情况

抗日战争期间汉奸的种类

法律条文上并无汉奸二字，只有叛国罪。因此，从我们的角度上讲，汉奸只是一个政治名词，不是一个法律名词。

被称为汉奸的种种人，大致可分为军人与非军人两大类。为侵略者做事的非军人的不讨论，本文只讨论军人性质的。

军人性质的，又可分为两大类：接受日伪番号的、未接受番号但与日军勾结配合行动的。

前一部分，就是我们所称的伪军，其番号复杂，有皇协军、和平建国军、治安军等等名目。伪军的番号一般都不大，师一级的有限几个。这是因为日本人不相信汪精卫，不接受汪精卫提出的建军要求，坚持自己控制伪军，否则局面难料，汪精卫要组建二、三百万的大军并不难。当然日本也有苦衷，即使相信汪精卫不会反手一击，允许汪精卫扩军，日本也提供不了百万人的武器，因为旧中国没有什么兵工厂，所有基本上武器全靠外购。

后一部分，未接受番号，但与日军勾结配合行动的，典型的例子就是京剧《沙家滨》中的胡传魁，胡传魁并未接受番号，一直是“忠义救国军”的名目，军装旗帜都没有变，然而却与日本人勾结，最后结婚时还有日本军官来参加婚礼。

不要以为这仅仅是戏剧中情节，现实当中比比皆是。以山东为例，被列为山东几大汉奸之一的张景月，盘踞在寿光县，是八路军渤海、胶东两大根据地的仇敌。他的番号一直是国民党授与的，属于国民党的敌后抗战部队，沈鸿烈时期，他的部队叫保安15旅，沈逃离山东以后，他的部队改叫保3师，从来没有接受过日本方面的番号，但却与日军勾结，不仅仅是向日军采购军火，共同联合攻打根据地、参加日军的扫荡。

除了这两类人，我们一般不称为汉奸。在历次反共高潮中，和整个抗战中，与我方摩擦的国民党军不少，其中有的罪恶累累，但一般称为“顽军”，而不认为是汉奸。大的方面，有皖南事变中国民党参战部队;小的方面，有各地的中小部队。比如毛选四卷中，有这样一段提到具体的人名：1939年9月，在与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社记者谈话时说到：“那里的张荫梧、秦启荣是两位摩擦专家。张荫梧在河北，秦启荣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

秦启荣，原本军统特务头子，抗战开始后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5纵队司令，驻守在山东博山，实际拥有国民党方面的山东军政大权。他积极反共，伏击攻打杀害八路军，制造多起轰动全国的惨案，曾被八路军反击讨伐。但他每制造摩擦惨案，都公开声称是误会，而不承担责任，因此地“与汉奸行为很少区别”还是有点区别，没有被列为汉奸。

秦启荣比较复杂，他与日本人来往甚密。厉文礼，1943年2月被日军俘虏后投降，成为日伪“鲁东和平建国军司令”。半年以后，八路军奇袭厉文礼在安丘县的伪军司令部，没有击毙厉文礼，却击毙了在伪军司令部里的秦启荣。

死在伪军司令部里，秦启荣的一生划上了不光彩的句号，但终于没有戴上汉奸的帽子，因为他的部队虽然与八路军为敌，却也一直与日军为敌，打敌人的时候少，却毕竟有，不象胡传魁、张景月“见日寇不放一枪”，日军对秦启荣的部队也是不断地扫荡。

汉奸厉文礼，抗战胜利后又得到国民党的委任状，内战中部队被打光，只身逃到天津，成功地活到建国以后，1953年“三反”中落网，押回山东安丘县，当年他的伪军司令部处枪决。

从个人来讲，汉奸又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原生汉奸，主要是年轻人，一当兵就当伪军，主要目的是混口饭吃，当谁的兵无所谓。

另一类是抗日军人变成汉奸，这类人最多，又可分为随从和主动两类。

随从容易理解，上司当了汉奸，下属也跟着成了汉奸，长官成了汉奸，小兵也就随着成了汉奸。

主动的就复杂，当汉奸的动机很多：

一、追求个人前途，认定日伪必胜中国必亡，因此“弃暗投明、识时务”的，比如汪精卫，一开始就是亡国论者，这类人数量挺多。该不该抗日倒在其次，第一位考虑的是抗日能不能成功。

二、笃信“大东亚共荣”的理论的，比如那些被日本人洗了脑的翻译官。其实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大东亚共荣”的实际内容，基本上就是“联合起来，将欧洲帝国主义的势力从亚洲驱逐出去，让亚洲成为亚洲人的亚洲，日本是解放亚洲人民的。”这些冠冕堂皇振振有词的口号，对于鸦片战争以来饱受欧洲列强欺凌的中国文化人，很有诱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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