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国网友问：3000年前的四川大象成群，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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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年前的四川大象成群，是真的吗？

考古界的顶流——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启发掘，再次惊艳了世人。

在其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中，3号坑竟出土了120多根象牙。

同为古蜀文明遗址的金沙遗址，也曾在2001年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象牙。

古蜀人有用象牙祭祀的传统，有人好奇，莫非三千多年前的四川大象成群？

这并不足为奇。

有史料记载，直到14世纪70年代初，成都城的守军还在用大象运载全副武装的军队，以抗击明朝建立者的敌军。

虽然，它们最终溃败于对手所用的火器。

自上古时期，亚洲象在中国分布之广远超人们的想象。

只不过此后三千多年，这种聪明的庞然大物走上了一条从东北撤向西南的漫长的退却之路。

这条路，与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由北向南的节节推进几乎是同步的。

大象的退却

1976年，河北张家口阳原县丁家堡水库全新统地层中出土了亚洲象的骨骼遗存，它们不仅提供了亚洲象活跃于华北的地质证据，也刷新了亚洲象在中国分布的最北界。

这些化石证明了，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000年，阳原盆地（现华北平原与蒙古高原过渡带）有野象分布。

亚洲象适宜于温暖湿润的森林、草地及河流、湖泊、沼泽环境，但它们不喜欢阳光直射，不能适应寒冷，主要分布的地区大都是热带雨林和季雨林依山傍水之地。

而根据学者从历史上动植物分布的变迁及孢粉组合分析、物候记载等综合分析，三千多年前的中国恰处于温暖时期，称之为仰韶西周初期暖期，阳原盆地及黄河下游等地属于北亚热带北缘，能够接纳对环境十分挑剔的亚洲象。

不过，此时此地也成为了亚洲象在中国退却的起始点。

公元前900多年~公元前700多年，历年出土的大量青铜礼器上，各种大象形象的花纹河铸成的象尊，盛行于商末和西周初期。

商周时代，有一些器物是用象的齿骨制成或镶造而成的，比如商代的象簪、象珥等，周代的象床、象笏、象觚、象环、象栉等。

但西周以后，各种以大象形象的写实花纹和铸成的象尊就逐渐被淘汰了。

往后，亚洲象就从黄河流域南移了。

到了公元前200多年~公元580年,它退至长江流域，最北界是淮河、秦岭。

公元580多年~公元1050年,最北地区变成了长江上中游及浙江中南部、福建中北部的山地丘陵。

公元1050~公元1450年左右，以闵南、岭南大陆部分为最北地区，北界在南岭、武平、上杭等地稍北。

闽南、岭南野象生存的历史悠久。

《淮南子·坠（地）形训》中记载四方及中央的气候、物产等:南方阳气之所积，暑湿居之……其地宜稻，多兕象。

同书《人间训》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统一岭南时，粤有犀角、象齿、露翠、珠玑。

这意味着秦朝初年，岭南一带野象、野犀众多，所以犀角、象齿才能作为主要特产。

到了13世纪时，野象在闽南一带绝迹，17 世纪在岭南、广西绝迹。

公元1830年至今，除云南极少部分地区外，史籍中已鲜见大象在中国其他地方的记载，它们几乎消失在广阔的疆域。

有学者计算过，亚洲象的分布区每年约以1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中原大地上消失，近3000年间亚洲象在中国超30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上绝迹了。

亚洲象生境南移的速度为平均每100年0.5个纬度，每年0.5公里。

人象之争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亚洲象从北方向南方和西南方持续退缩？

西方著名的中国环境史学家伊懋可认为，气候变冷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象难以适应北方的寒冷，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

大象在中国的逐渐消失与人象间的博弈有关，它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人们为了开垦耕地而破坏了大象的栖息地，使其面临着可利用的资源日益萎缩；二是人为了保护庄稼而设计除掉或捕捉大象；三是为了猎取象牙和象鼻或为了捕获大象用于战争、运输或仪式而加以训练，导致大象在与人类持久争战之后败下阵来。

这其中的关键要害，还是栖息地被毁。

对于很多研究中国环境史的专家而言，森林的消减是这段历史中最令人唏嘘的情节。

导致森林滥伐和植被被清理的原因有三: 一是农耕和定居范围不断扩大；二是取暖、煮饭和象冶炼这样的工业所需燃料持续增加；三是建筑、造船、修桥等所需木材持续增长。

伊懋可用一组数据非常直观地反映了森林滥伐带来的后果，也间接回答了，亚洲象是如何被迫出走的。

这要从黄河为什么叫黄河说起。

黄河是直到约两千年前才开始叫黄河的，之前仅被称为河。

伊懋可认为，导致黄河变色的最可信的原因，就是秦汉两代农耕在西北部的推广。

为发展农业，覆盖中游沿岸广大地区的草地被清除；为满足都城的木材需要，西北部东南方向的温带森林被砍伐。

土壤侵蚀伴随着悬浮沉积物的沉淀，使黄河河床升高，超出了周围的平原，只能靠人工堤坝才能稳住河床。

没有堤坝，河岸会不时地溢洪。

当溢洪减弱，其裹携力也就下降，负载的泥沙就被倾卸在洪泛区。

直到最后，这条河总会决堤改道，从而水患连绵。

在汉朝的大部分时期，黄河堤坝大约每16年出现一次大决口。

公元前66~公元34年间最为集中，频率上升至每9年1次。

大约在公元前6年，每年落在黄河沿岸10郡的维修费是铜币万万文。

接下来的400年里，向西北部的移民以及农业拓殖结束。

气候变得更为寒冷，农民与牧民之间的边界在南移，草与森林重新生长。

结果，黄河堤坝大决口的频率降至每50年一次甚至更少。

可好景不长。

公元500年的北魏末年，黄河中游的部分地区重新得到开垦，位于大转弯西北角的河套即是例证。

当时，作为世界上最大城市之一的长安对木材和燃料有大量的需求。

到公元8世纪中叶以后，西北部的牧场加快向谷地转变。

从公元746年到905年，也就是唐代最后160年，黄河堤坝大约每10年决口一次。

在随后的五代时期，这一数字上升至每3.6年一次。

从公元960年到1126年的北宋，其频率是每3.3年一次。

最严重的一次决堤发生在1117年，有史料记载，当时有一百多万人葬身于此。

12世纪后期，黄河开始改道，常常夺占许多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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