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为何不抄了大臣的家？

　　正常进展的大一统王朝，比如西汉、李唐、明朝、满清等，帝国运转到最终直至灭亡，归根结底就是三个字——没钱了!

　　钱都到哪里去了呢？?都给既得利益群体侵吞了。

　　就朱由检年间的明朝来说，既得利益群体就是皇室藩王、文官集团、地主缙绅等社会财富流动的终端势力，其中很多人就是朱由检的大臣和亲戚。

　　这些势力经过一两百年滚雪球般的壮大，往往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享受着权力、财富、税收各个方面的特权。涉及到他们的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就连帝王老子也拿他们没办法。

　　朱由检撑到最终拿不出军饷，打破砂锅问到底，是明朝财政体系的崩溃，穷人无税可征，富人的税又征不上来。这种结果的产生，表明朱由检手里已经失去了制衡和动摇既得利益群体的手段。

　　朱由检17岁即位，初试身手就将魏忠贤阉党集团连根拔起，这难免会让朱由检高估起自己的能力，同时也产生了皇权强大的错觉，以为只要自己的一句话，下面的人就会推行朝廷的政策。

　　这就暴露出朱由检缺乏皇帝权术教育的短板了。

　　早在他爷爷万历帝王时期，万历和文官集团就在立太子的问题上矛盾尖锐。万历偏爱和郑贵妃生的儿子朱常洵，而文官集团却觉得应该遵守长子继位的传统礼法，由朱常洛当太子。

　　于是，就有了万历长达28年不上朝的消极怠工举动，同时对朱常洛的教育也给耽误了下来。老子都顾不上，就更别提老子的两个儿子朱由校和崇祯皇帝了，其导致的结果是父子三人在皇帝权术方面的教育极为缺乏。

　　表现在朱由检身上，就是他在清除魏忠贤的势力后，几乎彻底摒弃了司礼监这一职能机构。

　　明朝进入中后期以来，高层权力结构形成了一套“内阁——帝王——司礼监”三权制衡的运行体制。高明的帝王，是利用内阁和司礼监互相牵制，让自己稳坐钓鱼台，不让其中任何一家出现独大的势头。

　　天启年间，魏忠贤的势力急剧膨胀，已经到了“九千岁”的地步。朱由检若是出于平衡权力的初衷出手拿掉魏忠贤，其实也无可厚非，但他将司礼监的地位打压到最低谷，这就给了以内阁为首的文官集团野蛮生长的机会。

　　或许朱由检在魏忠贤身上，刷出了皇权至上的优越感，觉得也能令行禁止地指挥文官系统。

　　但古代的规律告诉我们，所谓的帝王臣子、上下尊卑，谁是真正的统御，谁又任人摆布，虽然有那么一套规则摆在那里，可实际上却是相互依赖、互相争夺得来的。要不然，也就不会出现王莽、秦桧那样的权臣了。

　　可以说，明朝运行多年的成熟权力制衡体系，是在朱由检手里被打破的，接下去帝王必定要走向前台，直接与文官集团耍太极。

　　打压了司礼监，朱由检把希望放在了文官集团身上，指望庞大的官僚体系支柱起帝国的行政、军队、财务运转。但这帮文官并非善类，当时藏富于官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触动他们的利益比触动他们的灵魂还难。

　　局势最为恶化的时候，朱由检放下帝王的架子向文官们借钱当军饷。而官员和皇室亲贵们是如何做的呢？?

　　皇后的父亲、国丈周奎捐了13000两银子，其中有5000两是皇后为了鼓励他带个头，私底下偷偷给他的。其他官员借着国丈的大水打漂，也只捐了很少的银子。

　　而闯王李自成进入北京城后，用拷打的手段逼这帮人拿钱充军饷，从周奎家一口气就榨出了50多万两。所有官员交出的银子加起来，总数达到了7000万两的数目!

　　朱由检当时要是有这笔巨款，何至于在煤山上吊死?

　　这就是朱由检的悲伤。

　　他痛恨官员，在临死前写下的诏书里留下“百官任尔杀，勿伤百姓一人”的激烈言辞，然而他又不得不依靠他们运转帝国的事务。

　　这层依赖关系，导致朱由检不可能像闯王李自成那样随心所欲地打压北京城里的官员，死了张屠户就得吃带毛猪。

　　朱由检后期，也逐渐领悟到了魏忠贤的作用，于是转而开始发挥起太监的作用，比如向军事派遣由太监充任的监军，甚至让太监曹化淳参与北京城的防务。但这些补救措施都已经为时已晚，时间不允许他重建类似“内阁——帝王——司礼监”的平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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